作者：陈辉 来源：北京晨报
钱钢自称是个书生，他说，“所谓一介书生能做的，更多的是文字救灾。还是多看点书，多研究点问题。”
列车上的唐山孤儿甚至还不知道灾难已降临(左)。钱钢和唐山大地震的孤儿在一起。
《唐山大地震》即将上映，让一场34年前的灾难，再度震撼着我们的内心。
34年，对现代社会来说，如此漫长，太多的感受已被改变，太多的观念已沧海桑田，然而，灾难却让我们感受到：作为人，我们依然脆弱，悲剧性的命运仿佛就在门外徘徊，它随时可能闯入，我们无可奈何。
但生命却因脆弱而深刻，而美丽，而悲怆。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唐山大地震》如此动人心魄，然而，面对灾难，仅有悲情、恐慌与泪水就足够了吗？我们是否应有更多的理性思索？
这世界注定不完美，但我们必须与它和谐相处，世界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在我们索取甚多时，我们必须接受它给我们的灾难。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任何一场灾难，最终都与人息息相关，当我们不得不与灾难共存时，我们对它，应有怎样的体认？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著名作家钱钢先生。
谢晋曾想拍《唐山大地震》
晨报：《唐山大地震》即将上映，您怎么看这部影片？
钱钢：还没有看过全片，只看过电视新闻里出现的片段。1986年我写的《唐山大地震》发表后，谢晋导演曾想拍，他亲口对我说，再现地震场面，特技难度太大。20多年过去了，从片花看，特技水平鸟枪换炮、今非昔比。
晨报：电影《唐山大地震》重在情感渲染方面，理性反思不充分，您怎么看？
钱钢：市场化时代，一部大片渲染情感很自然，做理性反思却有风险。如果的确如你所说，可以理解。
晨报：唐山大地震这样的重大灾难，纪实文学创作很晚才诞生，而电影更晚，为何如此延宕？
钱钢：唐山大地震发生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表于1986年。当时较轰动，这样一部非虚构作品，只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告别旧的思维习性需要时间，这“告别”的含义是：彻底摒弃“假、大、空”的恶习，讲真话，不讲假话；讲人话，不讲神话和鬼话；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不久前，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逝世了，《唐山大地震》正是他担任中宣部长、提出“宽松，宽容，宽厚”三宽政策的那段时间发表的，《唐山大地震》的完成，与改革开放中内心冲突束缚有关，和当时思想解放有关。电影则不同，唐山地震后不久，有一部《蓝光闪过之后》，大概不能说“延宕”。
唐山大地震前有准备
晨报：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多年，为什么大家还这么关注“地震”话题？
钱钢：这些年地震话题较多，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包括东南亚地震引发的海啸、智利地震等，不断吸引人们关注。
晨报：汶川地震后，我采访了日本学者加藤嘉一，他表示，日本作为地震多发国家，人们日常准备特别充分，甚至形成了提前“五分钟文化”，所有的事情都想在前面，相比之下，我们日常文化较散漫，容易遭受较大损失，不知您怎么看？
钱钢：我没从文化角度研究过地震问题，也许说不出加藤这么精彩的话。但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相隔30多年，很多情况完全不同。唐山地震前一直在进行抗震救灾的宣传与准备，很多老百姓家都准备了奶瓶来预警，甚至到了一惊一乍的地步，怎能说没准备呢？汶川情况我不了解，至于中日文化差别，我没做过实证比较。但中国文化中，老子也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在历史上是有影响的，但被急功近利的当代人丢得差不多了。
不想与方舟子争论
晨报：地震究竟能否预测呢？
钱钢：这是个很专业的话题，不是这个短短的采访所能概括的，我写了一篇长文《地震预警初探》，这次《唐山大地震》再版时也收进去了，方舟子曾三次发表文章，表示地震不可能预测，我也看了，我不愿和他争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最好用专业术语来探讨，如果感兴趣，可以找这篇长文来看。
晨报：在日本，很多商场都有地震预报系统，告诉你几秒钟后会有地震，这不是说明预测是可能的吗？
钱钢：您有所误解，这是地震已发生后，由于地震波传播速度比电波慢，因此通过电波向地震波尚未到达的地区传递信息，可以争取几十秒逃生时间，这不是地震预报，是预警。
晨报：对于唐山地震与汶川地震，网上很多文章谈到了“瞒报”问题，您怎么看？
钱钢：您提问最好不要设置一个框架，唐山是唐山，汶川是汶川，两个情况完全不同。唐山地震前一年已有相关宣传，地震中还有地震预报人员罹难。当时市场经济不发达，不了解虚报、误报的代价，我只能说，唐山没有“瞒报”问题，汶川我不知道。
回望灾难在于了解自我
晨报：今天我们回望唐山大地震的意义何在？
钱钢：在《唐山大地震》新版时，我在序言中说：“本书所记录的历史事实，时而被人淡忘，时而又被突然提起。被淡忘的日子，它本应被记忆；而被突然提起，却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时。”唐山大地震是20世纪最惨烈的地震，也是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事件之一。回望的意义，不仅在于警示与自我保护，也因为人类在灾难的黑色背景下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晨报：您说的更清楚认识自己，指的是什么？
钱钢：灾难会波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重大灾难更有很大的震荡圈。无论唐山，还是汶川，无数中国人都被卷入其间。但对所有人来说，要面对的问题，未必一定是“如何防范地震”。灾难与祸事、悲剧与悲悯、爱与被爱，是人类的共同命运，你必然要经历的。
晨报：汶川地震对国民心理带来的最大冲击，是对无常的体认，这从某种意义上，反而推动了对即时性享乐文化的心理依赖，您怎么看？
钱钢：这点我没有直接的观察和体会，也只是听媒体朋友谈到过。我想是一部分人吧。人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状态，你不可能要求人们只有一种心理状态。社会要包容不同的心理状态。其实，“及时行乐”者，他(她)或许有最深切的苦痛，需要社会关怀。
钱钢：
“虚报”和“漏报”
均应免责
今天媒体、舆论存在一种惊弓之鸟的效应，谈地震色变，出于社会影响的考虑，相关单位轻易不敢发表关于地震方面的信息。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话题。汶川地震后，我曾写过长文《地震预警初探》。其中提出了几个建议：一个是强化政府在预警中的关键位置。在现实条件制约下，政府肩负有限责任，但必当全力以赴。政府应向公众坦陈风险决策的难度，并明确说明对预警的承担。巨灾应急体制须彻底改革，成立紧急事务部门，统筹所有巨灾和突发事件的处置。另一个是给地震科研充分学术自由。要让地震预报工作者免于恐惧，放手工作，向责任部门大胆预报。地震预报队伍，既包括目前政府地震系统的地震工作者，也包括所有科研机构和民间潜心地震预报的人士。在科学尚在攻关的现实下，“虚报”和“漏报”均应免责。第三个建议是逐渐增加地震信息开放度。第四个建议是政府要给科学界减压，社会要给政府和科学界减压。地震预警通过政府、科学界、社会三重不同角色的互动实现，政府、科学界和社会应密切沟通。理解预警需要成本，全社会应共担必要代价。在地震预警的困局面前，将急切的诉求转为理性的期待和积极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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