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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教授董藩在《薛涌的无耻、无知与放肆》一文里，引古罗马的塔西伦所著《历史》一书中的一句名言“近亲之间的憎恶是最恶毒的”，来抨击和指斥薛涌出身北大却又一再批判北大的“逆子”行为，并说薛涌是一个“得鱼忘筌，过河拆桥，名气很大却不值得敬重的人，如农夫怀中那条蛇”。董藩的文章骂得也算恶毒了，说的理则有些偏：照他的理论，则出身中国却又惯骂中国人的鲁迅也是一条蛇。何况，他只是严厉谴责薛涌的骂北大，却没有说薛涌骂得对不对。北大和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该骂？薛涌骂得对否？这本《北大批判》比较能说明问题。
《北大批判》的副题是“中国高等教育有病”，薛涌是把炮筒子架在北大这个中国第一学府的脖子上，向中国高等教育的沉疴和新病开炮。书分6章节，除了第6章《大学的诞生》是关于世界大学诞生和发展历史的梳理文字外，其他5章无不火药味浓烈得呛人。薛涌对北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批判，可谓口无遮拦、锋芒毕露、迎头痛击，文字的语速极快，读起来就像在听言辞激愤的演讲，读到精彩处，似乎能看见薛涌正在捋袖奋臂。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鲁迅当年对阿Q的态度，同样，也可以说是薛涌对北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态度。薛涌批判的参照物，是美国的哈佛、耶鲁、宾西法尼亚等8所“常青藤盟校”。粗略地看，薛涌是在反复地说“外国的(尤其是美国的)高等教育的月亮更圆”，中国的则到处都是缺憾和疾病。但细读其文，特别是《北大就是个雅典》、《“陋室”求学》等篇章，不难发现，其实薛涌对其母校、他的“精神故乡”和“心灵账户”北大，是怀着很深的感情的。这种感情是复杂的，有眷恋、感恩，也有不满、鄙夷，总之是“爱之深，恨之切”。学校与学子，犹如母子，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子是不能叛逆母亲的，所以董藩等人对薛涌大加鞭挞。然而母有疾病，儿子是应该拼命地为其粉饰病情任其病入膏肓，还是应该为其剜去烂肉敷之以药呢？薛涌选择了后者，他也就成了卫道士和既得利益者眼中的剧毒砒霜。
薛涌是砒霜毒物吗？是！对于董藩们来说。但对于能“择其善者而从之”的，这砒霜就是一味能医中国高等教育病的良药。薛涌一再地批判北大拆除三角地和有文物价值的旧房子、在校园内建五星级豪华宾馆、误解通才和精英教育、推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高考改革方案、“建设一流大学”是在建一流大楼，斥责一些大学弱智化、应当降级，说那些以培养所谓的精英为目的大学开设高尔夫课实质上是在培养败家子，还说博士教育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是害多益少，中国的博士教育应当外包，等等。客观地说，薛涌的批判确实有点忽略国情，并有把中国高等教育一锅端的片面性，有时还比较偏激，但站在“于国于民”的角度看，北大和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该骂，而且薛涌骂得对、骂得好。
光是骂不能实际地解决问题，薛涌在批判的同时，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对北大和中国高等教育开出了药方，比如中国的大学应当注重语文素质特别是读和写的能力的培养、应当采取国外精英大学普遍实行的寄宿学院制、要让市场来调节高等教育等等。即使在高等教育的外行人士看来，薛涌的这些建议也大多是合理而且能够施行的。
来源：羊城晚报 储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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